制度之困：两万救命钱为何“卡”在银行？ 70岁的邓锦芳因中风瘫痪在床，家中积蓄耗尽。为治病，他让儿子邓汉林取出存折中的3万元。邓汉林携带存折、父亲两代身份证（一代“邓锦方”、二代“邓锦芳”）、户口本等资料前往银行，却因“姓名不一致”被拒。银行要求先开“同一人证明”，邓汉林奔波村委会、派出所补办手续，仍被告知“材料不足”。 “工作人员说‘把老人拉来照相就能取钱’。”邓汉林回忆。彼时老人已无法言语，仅能靠药物维持生命。 生死时刻：病重老人被推进银行大厅 2013年9月27日，邓汉林用双轮板车将父亲推至高州农信社大路坡分社。监控显示，老人蜷缩在推车上奄奄一息。银行工作人员要求老人“点头确认身份”，家属则在一旁焚烧纸钱制造混乱。 医护人员两次试图抢救，均被家属阻拦。医生欲用助听器检查时，遭邓汉林等人强硬拒绝：“别碰我父亲！”最终，老人因呼吸衰竭死亡。 争议漩涡：谁该为老人的死负责？ 家属控诉： 邓汉林指责银行“见死不救”：“他们明知我爸快不行了，还坚持按流程办事！”事件曝光后，网友痛批银行“制度杀人”。 银行回应： 高州农信社称“严格执行央行规定”：“代取5万元以上才需公证，3万元只需本人确认。我们曾建议通过司法途径快速解决，但家属拒绝。” 舆情反转： 后续调查发现，邓家此前已因医疗费与医院发生纠纷，且在银行大厅烧纸阻挠营业。法院最终判决银行无责，但舆论仍追问：“规定能否为生命让路？” 十年追问：制度何时能“温暖”人性？ 邓锦芳事件被央视、《南方周末》等追踪报道，推动银行业“特殊客户服务”改革。2021年，银保监会要求银行对重病、残疾等客户提供上门服务，但基层执行仍存盲区。 “每一条冰冷规定的背后，都可能是一个家庭的生死。”社会学者指出，“当制度与人性冲突时，我们需要更高效的应急预案，而不是互相推诿的悲剧。”